【中國儀表網 行業聚焦點】全面放開服務性監測市場，這個“大餅”畫的很好，但公眾聚焦的監測數據造假問題能否通過市場的力量蕩清，依然是一個問號。
　　

 

　　
　　有官員認為，如果缺乏自己的認證體系，環保部門則缺乏監管依據。“因為沒有任何法律規定，環保部門可以去管社會環境監測機構。”
　　
　　不過，新環保法以及兩高關于環境犯罪的司法解釋中，已對“篡改、偽造監測數據”做出了規定，重則可入刑。而有一些省份早已制定了相關管理辦法。
　　
　　“這個餅畫得很好，但實施起來還有很多困難和問題。”廣東省一名環保系統官員對記者擔憂道。
　　
　　這里的“大餅”，指的是《關于推進環境監測服務社會化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2月5日，環保部印發了該“意見”，稱全面放開服務性監測市場，有序放開公益性、監督性監測領域。
　　
　　環境監測，這一領域原本主要由各地環保部門下屬環境監測站所主導。如今這一市場的放開，將誕生一塊千億級“大蛋糕”。“十二五”期間，全國環境監測總投資需求將達1000億元。
　　
　　不過，從多名受訪的環保官員、企業老總的反應來看，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此前已有多地進行了試點工作。而在一些官員看來，這一政令之后，環保部門亟需厘清這一新興行業的監管細則。而公眾聚焦的監測數據造假問題能否通過市場的力量蕩清，目前依然是一個問號。
　　
　　能否擠掉數據水分
　　
　　能否擠掉數據造假的水分這一問題，山東省環保廳的回復是“可以”。
　　
　　“過去環保部門自行監測，自行監管，質控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山東省環保廳稱，過去，環境空氣質量良好率由各市自行上報，全省達到了95%。在實行政府購買社會第三方服務之后，該數據降低為66%，擠掉了29個百分點的數據水分。全省空氣站平均設備運行率和數據準確率均達到90%以上。
　　
　　這個答案令人驚喜。環境監測包括企業日常監測、項目驗收監測、環保部門的執法、監督性監測等。在這由環境監測站主導的單一管理體制下，其中的數據造假等問題早已是業界知曉的沉疴，不僅有媒體曝光，而且環保部及地方環保部門多次點名通報。
　　
　　“監管是環保局，監測是監測站，都是一條褲子的，大家不相信這些數據。”湖南一家第三方檢測公司副總說，“市場化是沒辦法阻擋的。”
　　
　　不過，應對數據造假，并非放開市場的主要原因。在不少受訪者看來，主因是監測任務繁重而監測站人手不足。“一來監測站人力不夠；二來監測站可能是收支兩條線，多做也沒有額外報酬。從這個角度來說，開放給第三方，他們的積極性是很強的。”北京市城市排水監測總站有限公司技術研發總監范云慧說。
　　
　　事實上，監測數據造假問題依然不容樂觀。2015年4月1日，在有數百名各地監測站負責人參加的現場工作會上，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坦言，有的地方確有監測數據造假的問題。此前不久，福建省環境監測市場亂象就被曝光了，“有的公司連最基本的實驗室也沒有，僅有一些快速的測試儀器就敢接任務。”
　　
　　第三方檢測機構同樣面臨著監測數據的“誠信危機”。福建一家知名監測公司負責人坦言：“第三方監測主要的問題，和國有監測站面臨的問題是差不多的。”
　　
　　“在這個市場里，規范和不規范的做法，成本最多相差十倍。”他舉例，“像環評監測，本底監測六個點位，連續監測七天，每個點位最起碼要一個人值守，再加上兩個采樣車的司機、后勤輔助人員，最少要十個人才能完成任務。這是規范的情況。如果不規范，就是沒到現場，連監測儀器的采樣口都沒開就可以出報告。”
　　
　　“從行業上來講，對這個制度的推出非常歡迎。大家都感覺到很興奮，以前必須靠關系、走門路做的一些事情，現在通過社會化服務，可以靠自己的技術、能力去競爭了。”北京金控自動化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楊斌說，“但是轉變可能需要有個過程，市場化、社會化服務的推動進度怎樣，是大家比較擔憂的。”
　　
　　如何設立準入門檻
　　
　　這一新興市場的規范工作，一些省份早已開展。
　　
　　前述廣東匿名官員表達了他的擔憂：“前期不能有任何門檻。但到了后面，社會化監測機構一旦出了什么事，我們還得去管。現在是把全部壓力集中在了中后期的管理上。”
　　
　　而在北京、江蘇等地，則在數年前就出臺了社會化環境監測機構的能力認定管理辦法。例如北京在2010年開始，分批認定環境監測機構，目前至少有24家機構。
　　
　　建立準入門檻并不能消弭行業亂象。業內人士指出這其中可能會有權力尋租空間。“現在主要由環保部門來招標確定一家（第三方機構）。”楊斌透露，“但可能是換湯不換藥。有能力做污染源第三方監測的，往往還是原先那些設備運營的公司。”
　　
　　江蘇省環保廳為此對第三方監測設置的門檻非常細致。“這8家（指通過認定的機構）每一項都是經過了上崗能力考核的。包括資產、房子、儀器，甚至對工作人員都要去對社保。這樣避免了一些機構東挪儀器、西挪儀器（指借儀器）。這就是硬碰硬，就是一定要有實力的才可以進入市場。”南京力維檢測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翟永恒說。
　　
　　山東則是設置了競爭機制。山東采用了“TO模式”（轉讓-經營），以空氣監測作為突破口。專業化的社會機構通過競爭分別獲得運營業務和比對業務，兩者獨立運營，互相監督；政府的環境監測部門則對運營單位、比對單位進行質控管理考核，政府部門花錢購買合格數據。
　　
　　作為廣東的試點，佛山市環保局希望能監管第三方環境監測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在提供的一份材料中，佛山市環保局表示，“對社會環境監測機構進行從入門、業務委托、業務開展、結果報送的全過程的把關管理，并組織專家們制訂了相應的指標體系開展質量核查工作。”
　　
　　但該市環保局亦承認，受制于人手短缺，案牘上的規范只能打折扣，“現場質量核查的頻次較少，存在對社會監測機構人員、項目變化等情況掌握不夠及時情況”。
　　
　　廣東的另一個試點東莞的遭遇類似。由于監督人員短缺，東莞環保局雖然對社會監測機構進行現場監督檢查、現場采樣暗訪等，但檢查頻率相對較低，難以進行有效的、全過程的現場跟蹤監管。
　　
　　“人手不夠”是開放環境監測市場的主要原因，但是開放以后，在監管上，這一問題依然繞不開。
　　
　　需要再頒資格證嗎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第三方環境監測的開展，需要厘清與CMA認證的關系。
　　
　　CMA，即中國計量認證。我國計量法規定，為社會提供公證數據的產品質量檢驗機構，必須經省級以上人民政府計量行政部門對其計量檢定、測試的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即只有取得CMA認證的檢測機構，才能從事檢測檢驗工作。
　　
　　在放開第三方環境監測市場之前，環境監測站承擔著環境監測主要職責，其亦需獲得CMA認證，并接受質監部門的監管。一名廣東省監測工作人員說，環保部門是從行政、業務上進行管理，質監部門則是從認證認可上進行管理。“如果出現重大惡劣問題，質監部門可以吊銷資質，環保部門就可以處分。”在《環境監測質量管理規定》中，規定了3種環保部門可以責令環境監測機構限期改正并對相關單位和責任人予以處罰的情形。
　　
　　盡管兩者并不矛盾，但市場放開之后，有業內人士認為，環境監測需要自己的認證體系。
　　
　　“環保部門多年來并沒有建立針對第三方環境檢測機構的認可辦法和體系，其他部門早就有，比如建設、交通、水利等，按理說這是一個極其不合理的事情。”湖南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在博客上寫道。
　　
　　前述廣東環保官員也認為，如果缺乏自己的認證體系，環保部門則缺乏監管依據。“因為沒有任何法律規定，環保部門可以去管社會環境監測機構。”
　　
　　不過，在新環保法以及兩高對刑法中環境犯罪的司法解釋中，已經對“篡改、偽造監測數據”做出了規定，重則可入刑。
　　
　　而有一些省份早已制定了相關的管理辦法。除了上述北京等地的認定辦法，在2011年，山西環保廳就頒布了《山西省環境監測資格管理辦法》，對各類環境監測單位的“資格證”做了詳細規定。
　　
　　這亦引起了一些爭論。上述的湖南第三方檢測公司副總就認為：“以前企業只要有CMA認證就可以從事環境監測，這是計量法支持的。現在又出臺社會環境監測機構業務能力管理辦法，是否跟法律相違背？這幾年國務院已取消了很多行政審批。”